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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的“九品中正制”

发布日期:2017年08月11日   文章来源:中华读书报   作者:孙喦

 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。汉末争夺天下的几大军阀:袁绍,四世三公的大门阀世族;袁术,四世三公的大门阀世族;刘表,皇室宗族,世族领袖。

  曹操的出身情况却挺复杂。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,借宦官势力做了高官;曹操又以官僚世家子弟的身份做了官。

  宦官集团和门阀世族集团是东汉后期把持政权的两大势力集团。汉末两大集团相互残杀,曹操跟随代表门阀世族的袁绍,带兵进宫把宦官几乎杀光了。

  可是起兵争夺天下时,曹操仍被门阀世族视为“阉宦遗丑”,许多世族拒绝和曹氏政权合作,或者投靠与曹操敌对的门阀势力;而曹操打天下,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,所以他起用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寒门人士,抑制打击威胁其政权的大门阀世族。

 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(公元220年)。曹丕急于废掉东汉小朝廷,自家称帝。曹丕在争夺太子位的过程中树敌不少,在曹氏亲族和庶族地主中不大得人心;而他的心腹集团——司马懿、陈群、吴质等人,都出身门阀世族。

  要禅汉做皇帝、坐天下,曹丕很需要门阀世族的支持,于是他接受吏部尚书陈群(?-237)的建议,实行给予门阀世族特殊待遇的选官制度——九品中正制。这相当程度上是曹丕出于私心,背离曹操的用人施政纲领,对门阀世族势力的重大妥协。

  一、

  《军师联盟》中作为曹丕的远大政治抱负和司马懿的重大政治贡献的“新政”,其实就是“九品中正制”。

  但是《军师联盟》整个剧都用“新政”来作为“九品中正制”的代名词。为什么要精心回避九品中正制的说法呢?因为在中国历史上,九品中正制的名声实在不好。

  九品中正制的实质,就俩字:拼爹。

  九品中正制怎么拼爹呢?

  比如爹是三公这样的朝廷最高官员,儿子一成年,就能被直接授予高阶官职;

  如果爹是九卿或州刺史等正部以上高官,儿子一成年,就能被直接授予中高级官职;

  如果爹是让儿子勉强够上评品的低级官员,儿子就被评为下品官职。

  如果爹是寒门百姓,儿子就没有被品第的资格,不能入仕,只能当平头百姓,除非有极其意外的机遇出现。

  二、

  九品中正制选官,只看门第,不看有没有才干。这样拔出来的人才,那真是什么样的奇葩都有。

  比如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当政时,有个叫贾混的门阀子弟,是个远近闻名的弱智,近似白痴,什么本事都没有(史书记:无殊才能)。

  但贾二混子的爹是豫州刺史贾逵;哥哥贾充是司马氏政权的尚书令(宰相)。贾混便鸡犬升天,直接官拜宗正卿!

  宗正卿,就是大宗正,九卿之一,掌管皇家事务。在帝制时代,宗正卿的身份,有时甚至重于宰相。真不知这个什么本事都没有的弱智,怎么把差事混下来的,不几年还加镇军将军,加侍中衔(宰相),死了还追赠大将军!

  他哥哥贾充的本事比贾二混子也强不多少,史书评价他的能力只能做个书吏,但是拼爹直接做了尚书郎,又连连升官当了中护军(司马昭的禁卫军司令)。贾充正经本事没有,心黑手辣却出类拔萃,带兵去“弑”了司马家控制的傀儡皇帝——曹魏的第四代皇帝曹髦。

  贾充在军政事务上绝对是个奇葩。公元279年,晋出动六路大军伐吴,拜贾充为大都督,六路大军的总帅。贾充对军事一窍不通,又怕死,不去前线,六路大军都按原定计划出发五个月了,贾充仍在后方逗留,还写了奏表说不能伐吴,无法取胜。

  结果贾充大都督“伐吴不能取胜”的奏表,和他总督的六路大军获胜、东吴投降的奏表同一天送达朝廷,一时朝野哗然,也成了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笑话。

  九品中正制选官,也不看道德品质,晋朝本朝人都记载,当时选拔出来的多是奸邪之徒。

  像大家都知道的和王恺斗富的石崇,就是个道德非常败坏、靠拼爹做高官的典型。

  石崇的爹石苞,是西晋开国的大司马(三公)、司徒(宰相),六个儿子都直接做了官,最小的石崇也名列上品,20岁就给了个县令做。因为爹是开国功臣,石崇便一路飙升:散骑郎、城阳太守、荆州刺史。

  石崇任职地方,搜刮钱财,到了震古烁今的地步,竟明明白白地做“官匪”,大张旗鼓抢劫往来客商,聚敛了巨额财富。

  他用劫掠的财物和当政者分赃,朝廷就对石崇为官做匪等种种不法行径装聋作哑,仍让他担任各个要职:大司农、征虏将军(大军区司令)、卫尉(禁军总管,九卿之一)。

  既无德、又无才,靠拼爹一样做高官。

  王浚,就是个既无德、又无才的混混。

  王浚的爹叫王沈,是太原郡的大门阀,司马氏政权的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(宰相衔的大将军),行事卑劣,名声非常不好。当时就流传民谣“贾裴王,乱纪纲”(《晋书·贾充传》)。民谣中的“王”就是王沈,“贾”就是贾充。

  王沈没有正式的子嗣,但和一个招来的“贱女”有个私生子,就是王浚。

  王浚是个游手好闲、不学无术的二流子,连王沈这样被时人不齿的奸佞,都不齿王浚,也不认他。

  王浚15岁那年,王沈死了。王浚成了继承人,因为爹是司马家的功臣,就被拜为驸马都尉,皇帝的高级侍从武官,又屡屡升迁:越骑校尉、右军将军、镇守许昌的中郎将。

  八王之乱时王浚勾结贾后(即贾南风),害死晋惠帝的太子;五胡乱华时又勾结鲜卑和匈奴,在制造这两场华夏大地的大劫难中,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。

  三、

  寒门子弟再有德有才,也被堵死了仕进之路。《军师联盟》里标榜九品中正制能选拔得到人才的最重要范例——邓艾,实际却是一个颠倒了的反例。

  邓艾(公元197-264年),谚语“或笑张飞胡,或笑邓艾吃”,是一千多年来家喻户晓的名将。

  邓艾是被曹军从荆州强迁到汝南的屯田户,没有爹可拼,根本没有被中正品评和入仕的资格。

  邓艾在田间干了三十年,才从看稻田的小卒,熬到汝南屯田的管账小吏。

  邓艾44岁时,太尉司马懿布置对东吴的军事,考察屯田。邓艾极偶然又极幸运地见到了司马懿,提出在两淮屯田、以利东南用兵的计划,得到司马懿的赏识,才改变了他的命运,于243年提拔邓艾为“参征西军事”,又逐步提升为将军。

  邓艾若不是极其偶然的机遇,便只能终老于农夫下吏。但他即便得到这一机遇,年近七十高龄率奇兵偷渡蜀山天险,立下平定蜀汉的大功,却被诬陷谋反,惨遭灭门之祸。

  冤案代代有,但邓艾的冤案在真相大白后,直到西晋灭亡都不予昭雪,却是由于他出身草根寒门,在曹丕、司马懿“新政”产生的门阀政权中是一个异类,而那些掌握政权的门阀世族不愿得罪陷害邓艾的门阀世族。

 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,即使有一两个寒门草根因偶然的机遇上升到官僚阶层,也很难立足。

  四、

  笔者曾统计《晋书》中有传记的晋代官员的出身,总共603人中,宗室103人,占17.0%;外戚51人,占8.5%;高官(父祖二千石以上)367人,占60.9%;士族和中低级官员57人,占9.5%;寒门庶族25人,占4.1%。

 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士族”的门阀社会。

  清代状元、著名学者赵翼评价九品中正制说:“高门华阀,有世及之荣;庶姓寒人,无寸进之路。选举之弊,至此而极。”(《廿二史札记》)

  五、

  中国自秦以后,通常爵位可以按一定规则世袭,但官职绝无世袭,因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,谋政不善,下害百姓,上祸朝廷。

  而九品中正制却不要教育、不要历练、不要考核,既不看德,也不看才,全凭血统和拼爹来做官,形成官职的变相世袭制。

  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,本是乱世后选拔官员的临时措施,但随即就成为门阀世族控制政权的工具。不到三十年,曹魏政权就落到了代表门阀世族利益的司马懿手里。

  司马懿家族用权谋和残暴夺取政权,选官的九品中正制也是不看德才只看门第,因此官员群体的品德和才干之低劣,也是历代之最。

  晋人干宝在《晋纪·总论》中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一段总结: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,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。风俗淫邪,是非颠倒。士人学的是老庄,谈的是虚无,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,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,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。

  魏晋政权开启的九品中正制,造就了四百年的门第社会,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战乱、生灵涂炭的最黑暗时期。

  统治阶层的整体性败坏,导致西晋政权统一全国后仅仅十年,就爆发了司马氏宗族、大门阀世族相互残杀的“八王之乱”(公元291-306)、和北方各少数民族乘乱起兵的“五胡乱华”(公元304-439年)的大战乱,关中人口百不遗一,北方汉人被屠戮殆尽。

  公元280年晋统一时,全国人口377万户,1885万人(《晋书·地理志》)。另据葛剑雄《中国人口史》,如果加上门阀大户的荫庇人口等,当时实际人口应在3000万以上,北方2000多万,南方1000多万。但经过“八王之乱”“五胡乱华”等战乱,北方最少时仅剩下四百多万人,南方到刘宋时(公元464年)人口也只剩468万多。人口损失达六到七成。

  司马氏政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。

  历史剧,某些历史细节可以演绎和娱乐化,但历史观上绝不能颠倒是非。

【责任编辑:吴恬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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