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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懿如何获取声望

发布日期:2017年08月10日   文章来源:凯风网   作者:

   

  司马懿,字仲达,今河南温县人。东汉以来,家世二千石。父司马防,曾任京兆尹。司马炎称帝后,追尊其为宣皇帝,庙号高祖。在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中,司马懿一出场已是国之干臣,接受魏文帝曹丕的托孤重任。出仕前的经历,则散见于裴松之的注中。完成于唐初的《晋书·宣帝纪》,是现在所能看到有关这段经历最早的完整记载。从相关内容看,司马懿似曾有过一段避世不出的隐逸生活。

  青年“隐士”

  建安六年,郡举司马懿为上计掾(就是佐理地方长官向上呈报治理情况的官吏)。曹操当时为司空(掌监察),“闻而征之”。但司马懿以患“风痹”(风寒引起的肢节疼痛、麻木)不能起居为由,予以婉拒。曹操不信,派人假扮刺客,夜间行刺,谁知对方坚卧不动,故只得作罢。

  建安十三年,曹操为丞相,欲再次征辟司马懿。据王隐《晋书》记载,也许曹操对司马懿七年前的表演有所耳闻,遂派遣手下的令史前往探查。这位令史就隐匿在司马懿家门前的树林里,窥伺宅院中的动静。时值七夕,风俗中有“曝书”一事,司马懿也未能免俗。不巧的是,突下暴雨,司马懿慌忙出来收书。要知道,得了“风痹”的病人,行动艰难,坚卧不动才是常态。也就是这一时的冲动,被藏匿在树林里的令史看个正着,遂回去禀报曹操。曹操对司马懿的阳奉阴违十分恼火,决定再下辟书,并命令执行者:司马懿若再敢耍花招,立即逮捕收监。于是,司马懿“惧而就职”。

  对于司马懿第一次拒绝征辟的原因,东晋南朝以来的史书大都以儒家忠君思想予以解释。例如,《晋书·宣帝纪》云:“司马懿少有奇节,聪明多大略,博学洽闻,伏膺儒教。汉末大乱,常慨然有忧天下心……帝知汉运方微,不欲屈节曹氏。”又据《高士传》记载,司马懿二十多岁时,曾与大隐士胡昭关系密切。天下有道则仕,无道则隐。据此,不少学者认为,青年时期的司马懿有明显的避世倾向,后来只是对抗不了曹操的严刑峻法,无奈结束隐士生活。

  故事的内容很完整,但疑点实在太多。事实上,青年时期的司马懿并不像诸葛亮那样有“卧龙”之盛名,且在清议鼎盛的汉末,拒辟以养名,几乎是每一个被征辟者例行的程序。因此,曹操因一个“齿少名微”的司马懿,就派人佯装刺杀、微服私访、恫吓威逼,实在不合情理。又据裴松之注引《曹瞒传》,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任尚书右丞时,推荐了二十岁的孝廉曹操为洛阳北部尉。建安二十一年五月,曹操为魏王后,还专门将司马防请到邺都叙旧。故曹操辟举司马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报恩之意,“在东汉官僚阶层中,一俟自己发达之后,提携、关照、惠及恩主后人,已经形成传统”。

  此外,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,自建安元年起便应辟为曹操掾属,官至兖州刺史,是建安时期曹操集团的重要人物。可见,司马氏家族与曹操关系之密切。何况,建安二十四年,孙权遣使乞降,向曹操上表称臣,陈说天命。曹操曾对众人说:“此儿,欲踞吾著炉炭上邪!”司马懿的回答却是:“汉运垂终,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,以服事之。权之称臣,天人之意也。虞、夏、殷、周不以谦让者,畏天知命也。”这实在不是一个忠于汉室、不欲屈节曹氏之人会说的话。

  司马懿之所以婉拒曹操,除了是当时被征辟者例行的程序外,更合理的解释应是:虽然曹操赢得官渡之战的胜利,但北方时局未稳,而司马氏家族已由司马朗明确表示了对曹操的归附,因而司马懿在面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时,无需急于做出选择。同时,留驻乡里也能在乱局中保全自己的家族。这正显示了青年司马懿的政治智慧。

  曹魏谋士

  虽然被曹操招至身边,但司马懿始终未获得重用。有个故事说:曹操曾梦见三匹马同食一槽(司马懿、司马昭、司马师合三马,曹与槽同音),十分厌恶。因此,他对曹丕说:“司马懿非人臣也,必预汝家事。”不过,曹操既然如此猜忌,为何不直接杀掉,岂不落得个干净利落。因此,这个故事“恐怕是后来之笔,非当时的实录”。

  虽然未获重用,但司马懿还是在不少事情上为曹操建言献策,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谋略。较突出的有下面三件事:

  其一,建安二十年,曹操亲自率领大军西征,汉中张鲁放弃抵抗,表示归顺。在准备班师回朝时,曹操手下的一位重要谋士刘晔和司马懿同时进言。司马懿认为,刘备以奸诈的方式收服了益州牧刘璋,但蜀地之人尚未完全依附于刘备。此时,孙刘两家还在争夺江陵之地,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。曹操应挟收复汉中的威势,进兵益州,一举消灭刘备的势力,并强调“因此之势,易为功力。圣人不能违时,亦不失时矣”。但曹操回答“人若无足,既得陇右,复欲得蜀”,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。这就是成语“得陇望蜀”的由来。但这次的不听取,日后令曹操极为痛悔。

  其二,建安二十四年,关羽率军进攻驻守樊城的曹仁。曹操派遣于禁、庞德前去救援。关羽借助汉水之利,水淹七军,斩杀庞德,迫使于禁投降。时汉献帝在许昌,离樊城很近。曹操怕失去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这张王牌,欲迁都河北,以避关羽的兵锋。司马懿等人建言:于禁等人的失利是被水所淹没,并非战斗能力不足,且这点军队的损失并未伤及国家根本。贸然迁都,示敌以弱,难免动摇军心,前线将更难坚守。况且,孙刘虽暂时联合,但外亲内疏,关羽节节获胜,必是孙权不愿看见的。可派人前往,许割江南以封孙权,则围困自解。曹操接纳了这个建议,暗地与东吴联络,达成联合抗蜀的密谋。结果,关羽在双方的夹攻下,众叛亲离,一败涂地,自己也落得个身首异处。更为重要的是,自此以后诸葛亮原先规划的一路向宛洛、一路出秦川的钳击中原计划再也无法实现。

  其三,建安末,司马懿任军司马,向曹操建议:“天下不耕者二十余万”兵士,且耕且守。曹操听从他的建议,于是“务农积谷,国用封赡”。这些描述,固然有夸张之辞,但不能否认,粮食问题的确得到了缓解。曹魏后期的军屯,大都与司马懿的倡导和督促有关。例如,上邽的军屯就是他于太和四年倡议建立的。司马懿屯驻长安、主持对蜀汉战争后,为了增强自身实力,更加重视关中地区军屯的建设。青龙元年,在司马懿的组织下,“穿成国渠,筑临晋陂,溉田数千顷”。由于大规模水利设施的修建,实现了“国以充实”的效果。两年后,关东地区发生饥荒,司马懿竟能调集长安的五百万斛余粮运往京师洛阳,赈济救灾。

  作为谋士,知人善任也是司马懿的重要特点。他曾向曹操提出,荆州刺史胡脩粗暴,南乡太守傅方骄奢,不适合在边境地区任地方长官。但是,曹操并未采纳他的建议。后来,“关羽围曹仁于樊,于禁等七军皆没,脩、方果降羽”。

  又如,石苞在长安的军市里卖铁,被司马懿发现,颇为赏识,“后擢为尚书郎,历青州刺史、镇东将军”。尚书丁谧“贵倾一时,并较时利”,石苞大胆列举其违法之事,上奏揭发,受到时人称赞。嘉平四年,司马昭统领胡遵、诸葛诞等攻打东吴,石苞随同出战。东吴太傅诸葛恪在东兴迎击,曹魏各部纷纷溃败,不少人因践踏和溺水而死,但石苞所率领的部队全身而退。

  还有邓艾,因为口吃而只能做一名守丛草吏。但他志向远大、善于观察,每到高山大泽,就考虑何处可以安营扎寨。后来担任典农纲纪,又迁上计吏,得以和司马懿相见。通过交谈,司马懿发现邓艾学识才干十分出众,就请他做了自己的掾属,后来又让他做了尚书郎。司马懿在淮南、淮北地区的屯田,就是与邓艾一起筹划的,具体的组织实施也交由邓艾完成。此外,邓艾还是曹魏后期重要的军事人才,在抵御姜维的进犯、消灭蜀汉政权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  司马懿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极为密切。魏国既建,司马懿迁太子中庶子。每与大谋,辄有奇策,为太子所信重。不仅如此,日本学者津田资久指出,黄初三年册立郭贵殡为曹丕皇后时,提及“金玺未授,而玉瑞先显”。所谓“玉瑞”,当指“黄初二年,醴泉出,河内郡玉璧一枚”。河内郡是司马氏的籍贯地,司马懿显然深度参与了这次的立后运动。

  黄初三年,孙权复叛之后,又两次兴兵伐吴,在这样的情况下,必须要有值得信赖且有谋略的人来镇守后方。司马懿正是曹丕看中的人选。他在诏令中明言:“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,则抚军当留许昌,督后诸军,录后台文书事。”至此,司马懿已成为曹魏最重要的谋士之一。黄初七年,曹丕去世,“召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征东大将军曹休、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(司马懿),并受遗诏辅嗣主”。

  无双“国士”

  曹丕在位期间,司马懿主要的工作是稳定后方,因此没有太过耀眼的功绩,也没有什么率大军作战的经历,在四位顾命大臣中排名最末。到平定孟达之叛一事上,司马懿才在军事上真正崭露锋芒。

  孟达原为蜀将,关羽失败后投降曹魏。曹丕合并房陵等3郡为新城郡,以孟达为太守。孟达原为刘璋手下,却去荆州迎刘备入川,后又归降曹魏,因而被视为“反复之人”。司马懿颇为反感他,在任命其为太守一事上,自然极力反对。魏文帝死后,孟达心自不安。诸葛亮得知后,劝他重回蜀汉,双方数有密信往来。太和元年底,司马懿得知孟达“连吴固蜀,潜图中国”的消息,于是一面写信假意安抚孟达,一面迅速进兵新城,八天就到达新城城下。孟达大惊,他曾认为司马懿就算知道他举事后,也要先上表天子,再由天子颁发诏书,一般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这段时间内,足够他加固城防工事、囤积粮草、整肃军队。而且,司马懿知道此地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想来不会亲自前来。

  可是,司马懿并未表上天子,而是便宜行事,亲自领兵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城下。司马懿的到来完全打乱了孟达的部署,使其陷于极为被动的局面。当时,“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”,魏军“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司马懿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。他一面分兵抗拒蜀汉和东吴的援军,一面亲率主力猛攻,最终仅用16天的时间,攻破城池,斩孟达。叛乱的迅速平定,直接打乱了诸葛亮的北伐部署。

  太和五年,诸葛亮再次北伐。魏明帝曹叡调司马懿西屯长安,都督雍、梁二州诸军事,担负起直接抵抗诸葛亮的重责。诸葛亮听闻司马懿率领的大军就要赶到,于是指挥军队移师上邽。上邽是司马懿倡议建立的军屯之所,当时正当麦熟季节,因此诸葛亮准备将麦子尽数收割。同时,由于诸葛亮北伐战线过长、补给困难,如果尽得上邽的麦子,无异于如虎添翼。对此,曹魏诸将感到十分恐慌。但司马懿认为,诸葛亮思考问题很全面,却缺乏决断力,一定会先安营扎寨,构筑好防御工事,再开始收割麦子。所以,还有两天的时间昼夜兼行。于是,司马懿命令军队急行军。当曹魏军队赶到时,蜀军的工事尚未修好,诸葛亮不得不领军撤退。

  景初元年,辽东公孙渊自立为燕王,属置百官。第二年春,司马懿领兵四万出征。六月至辽东,双方对垒于辽隧。辽东军坚壁而守,南北六七十里。诸将都想在此进行决战。但司马懿指出,敌军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,正是希望我们派军攻打,久攻不下,我军疲惫不堪,敌军就会寻机出击。敌军主力尽皆在此,后方一定空虚,不如直捣襄平,破之必矣。于是,多张旗帜出其南,辽东方面果然尽遣精锐大军迎击。但背地里,司马懿率主力从北潜渡辽水直趋襄平。辽东军队被迫回追,双方在西首山遭遇。司马懿借助地理优势,大破敌军,遂围困襄平城。

  不料,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,连续一个月不停,平地上的积水达数尺深。魏军惊恐,想另找干燥之处安营。可一旦撤围,公孙渊的军队就可以从容退走。于是,司马懿严令军中:“有言徙者斩。都督令史张静犯令,斩之,军中乃定。”等大雨停了后,司马懿“起土山地道,楯橹钩橦,发矢石雨下,昼夜攻之”。公孙渊数次派人请求“解围而缚”,都被司马懿拒绝。无奈之下,公孙渊从南方突围。司马懿纵兵追击,杀渊父子于梁水之上。此役,司马懿的军事才干得到了充分展现。

  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间,司马懿的政治声望急剧上升。先后负责对东吴、蜀汉的战争,南擒孟达、西拒诸葛亮、北平公孙渊,成为魏国公认最杰出的军事统帅。连孙权都称赞他“善用兵,变化若神,所向无前”,对司马懿颇有微词的唐太宗也赞誉他“兵动若神,谋无再计”。随着另外三位顾命大臣及其他元老重臣相继离世,特别是平定公孙渊取得大胜以后,司马懿的威望和实际地位在曹魏诸臣中已无出其右者,可称得上当时的“无双国士”。

  但与此相应,功高震主、主弱臣强的局面也随之形成。立有赫赫战功的曹操旧将张郃,因司马懿的一意孤行而命丧疆场,曹叡对此也只能叹息。史料记载,魏明帝忧社稷,问陈矫:“司马公忠正,可谓社稷之臣乎?”陈矫曰:“朝廷之望;社稷,未知也。”可见,曹叡对司马懿有了猜忌之心。景初二年十二月,曹叡突然病危,不到一个月就去世,葬于高平陵。年幼的曹芳登基,主弱臣强之势更甚。其后,同为顾命的曹爽和司马懿两大集团角力,终成高平陵之变。虽然司马懿在两年半后也病逝了,但司马代魏的大幕徐徐拉开。

【责任编辑:齐越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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